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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文件方面，2021年8月中央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提出，畅通违法行为投诉举报渠道，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依法予以奖励和严格保护。
本案中，再审法院亦认为，申请人主要针对的征地行为，其本身也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环节、多阶段的行政行为。多主体参与、多阶段程序并行逐渐成为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的常态，各行政主体及其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
2.裁判基准时晦涩不明 当争讼对象进入司法审查程序后，其所依据的事实或法律可能会伴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司法机关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障碍是如何择取裁判基准时的问题，简言之，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以哪一时点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裁判的问题。其二，要件上的先决关系，即前行为的效力瑕疵作为后行为撤销或无效的事由而使二者之间产生关联。而完全公定力理论则主张，无论行政行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65)参见杨彬权、王周户：《域外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修改与完善》，载《河北法学》第32卷第4期，第20-21页。3.对其他司法准入标准的反思 在法院目前的司法裁判中，多数排斥适用违法继承思路的理由无外乎以下两项，先行行为属于受案范围或先行行为未逾越起诉期限，这也是受多数学者肯认的适用违法性继承的先决条件，笔者对此提出疑议。
有鉴于此，在内容或效力上具有关联性的两个行政行为，可以交由先行受诉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予以一并审理、裁决，但违背专属管辖与级别管辖的除外。因此，剖析个案判决中的违法性继承适用思路，是一种极为必要且稳妥的研究路径。有关作为义务的讨论，有助于在如下情形中排除行政机关的责任：初期雨势不大，有居民因房屋漏水求助于消防救援机构，后者认为情况尚不紧急而未迅速行动（因法益欠缺重大性、危险欠缺紧迫性），不料该房屋因建筑质量不合格而迅速倒塌（因事出意外而缺乏危险预见可能性）。
[78]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98页。王红建：《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标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9页。[25]参见韩春晖：《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难题及其解决》，《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90页。[28]相应的理由是，在制定法律时，关于如何根据行政机关的实际能力设定适当的行政目标，或如何根据既定的行政目标配置必要的行政资源，立法机关已经进行了充分考虑并作出了恰当安排。
但是，受保护权的规则属性和国家保护义务的最低限度有效性，意味着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具有一定的底线要求。此种情况下，仅凭行政行为法上的规定，并不能完整地证成行政任务的可问责性，还需另行单独考虑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
全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消防站中还有631个没有编制、2837个达不到最低人员编配标准。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且有上文提及的存在替代性履职方案、有可能紧急调剂其他行政资源、能够预先调节公众预期等若干情形，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的，应减轻直至免除责任。对于行政能力构成中钱的因素，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预算进行审查批准并监督其执行，监督的主要方式是行使有关撤销权。[63]陈征：《简析宪法中的效率原则》，《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5页。
在评价政府履职状况时，如果目标与能力的差距不显著，忽略作为可能性不会引起太大争议。[32]参见郗文倩：《汉代的罪己诏：文体与文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57页。[53]参见《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202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第4条、第5条、第22条。参见何兵：《城管追逐与摊贩抵抗：摊贩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61页。
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拼装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需要综合考虑人财物各要素并充分注意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26]参见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56页。
而作为行政可问责性的一个独立层次，与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并列的作为可能性，指的是行政机关在现实资源和能力条件约束下，实际履行其作为义务的可能性。经批准发布的三定规定是机构职责权限、人员配备和工作运行的基本依据，必须严格执行。
二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省委省政府严厉催问，甚至国务院调查组进驻后仍不如实报告，直至上级不断施加压力且证据线索不断浮现之后，才挤牙膏式地报完全部死亡失踪人数。参见叶必丰：《行政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09页。对于一些偶发、零散的安全事项，行政机关无力监管，就会将监管对象在这些方面的合规水平与其他利益绑定，换取其遵守规定。本来，判断行政应具备之能力确实应从立法机关处着眼，行政机关既不能自行决定其规模或者自行发展成员，更不能自行征敛或自谋营生以获取资财。而国家权力机关只对框架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进行审查和批准，赋予其法律约束力，[62]对决定各种具体资源配置的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等并不过问，后两者实际上是在各相关部门—发改部门—党委政府的闭环架构下起草、审查、修改、审议通过的。2022年1月通过的《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进一步将事故类型限缩为因特种设备质量和违规作业造成的事故，而将其他类型的特种设备事故全部排除。
[40]人们还可以将其视为徐徐图之的长期目标，这种目标是否实现，最多被放在一个较长时间尺度下被温和地评价，比如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或者服务于法律修订的后评估。配置行政资源使其形成足够的能力。
[78]而在此处讨论的情形下，求助者本就无力承担费用。[12]这方面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也非本文主题所在，故不作展开。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在此之上不存在任何其他更高的标准。[57]预算法没有规定预算修正权，一些地方性法规规定了预算修正权，但实际行使过这一权力的只有广东省、上海市闵行区、浙江省温岭市等个别地方。
[6]参见马骏：《政治问责研究：新的进展》，《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4期，第28页。[10]参见曲新久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6页。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指出了被保护人能够容忍立法机关不（更多）作为的底线，这种心理上的期待看似一个主观标准，在操作上却不得不诉诸实践理性将其客观化，需要在现有的科学认知条件下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予以考虑确定。至于人员为何不足，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编制不足，也可能是缺乏经费，还可能是因职业危险性太高而应聘者寡或辞职者众。
在校车安全治理上，有些地方政府就采取过这样的做法。法律在设定行政职责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高估政府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前提可靠吗？对此，有必要讨论如下两点问题：法律在设定行政职责时，是否确实做到了使行政任务与行政能力相匹配。立法机关并不配置行政资源，行政资源的配置被分解到若干其他权力系统中去完成。
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来，对应着对作为可能性的探讨。[60]杨伟东：《推进行政组织管理的法治化》，《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6期，第15页。
[71]这里的完全不作为，主要就是指囿于能力而实在做不了什么。郑州7·20灾害国务院调查组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部分暗合了评价行政机关履职状况时应当遵循的一系列规则。只需要在法律上确认行政机关具有作为义务，并排除那些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的情形，最多在特殊情况下将与作为可能性相关的个别问题纳入考虑，行政任务的可问责性便得以证成。尽管这样做费时费力，仍远胜于粗暴地跳过作为可能性这一环节。
[67]参见陈征：《宪法中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兼与比例原则对比论证》，《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67页以下。但是，稍加推敲即可发现，法律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大多是高度概括的，有的甚至只象征性地稍加提及。
如果存在替代性方案，只有行政机关采取了切实措施，在法律上才可以缓和对其未能履行原职责的否定性评价。[81] 结语 就法律对作为可能性的评价而言，行政机关和民法、刑法上的人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相对人有着重要区别。
[21]参见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43页以下。[34]参见魏昌东：《刑法立法反向运动中的象征主义倾向及其规避》，《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55页。